前些日子我看了朱礼生同志新著《清官巨匠样式雷》，很受启发。我悟出一个道理：无论是工匠还是教书匠，不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只要他们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必定拥有一种金子般的精神，那就是十分勤奋和执著，而且还有一个共同处，即他们都很注重并善于家风的传承和家教的践行。
         我的父亲谷霁光，是位大学历史教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五十余年。1949年5月南昌解放，7月父亲即入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次年二月又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直至4月毕业。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解放初就受到党的重视和培养，给了他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为他日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献身高教事业、历史研究和盟务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并得以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绩。
        大凡一个学者，做学问和做人是一体的、相通的，都有赤热的爱。正因为有大爱，才能执着，才能持久。父亲有一句名言叫“八小时之外奋斗终身”，这句话说明了他对生命和时光的无比珍惜。他立志向时间宣战，向时间要成果，是所谓“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他抓紧工作之余搞科研，同时也不忘在工作之余抓好对我们四兄弟的教育。父亲历来重视家风和家教，重视身教重于言教，在一些关键时刻和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对我们作出过宝贵的教育和帮助。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追忆父亲对我的教育，谈谈我所受的家教。

        一、相信党、相信自己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因为和吴晗有过同学、同事关系，被莫须有的戴上了“三家村”黑店江西分店老板的臭帽子，从此受到了十三年之久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摧残。直至1979年8月才被平反，恢复名誉。这段历史是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正如姚公骞先生在悼文中说的“当时，我们一些熟悉他的人，为他的处境深深捏了一把汗，耽心他会垮下去。想不到谷先生居然能在极端困难中挺了过来”。“事后想来，他是凭着一种过人的定力才活下来的。这种定力来自于对自已出处进退、待人律已的自信心，这是一种为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父亲能从逆境中走出来是不易的。后来他患上偏瘫，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艰苦读书、写作，孜孜不倦坚持科研，同样也是不易的。他热爱新社会，热爱国家，相信党，相信自已，寄希望科学的春天早日到来。他的苦难历程，活生生地教育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信仰和信任，只有不忘初心，永远前进才是正道。

        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父亲是老一辈的历史学家，骨子里本是爱国的，他的言行印证了这一点。正因为他爱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才能不断前行，并教育我们遇事要以公心为重。1951年我考上了南昌一中，父亲鼓励我在学校寄宿，过集体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影响，让我更多接触社会，性格更加独立、开朗。1954年，初中毕业时正面临教育大发展，学校号召报考师范（当年南昌师范要招新生四百多人）。我按高中、师范、技校的顺序填报了志愿，自以为是带了头。班主任找我谈话，劝我带头填报师范。我一时转不过弯来，周末回家跟父亲讲了报志愿的事。父亲很重視，连夜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勉励我要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要听从国家的需要填报自己的志愿，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名誉。当我答应了回校立即找老师改志愿后，他才高高兴兴地把我送出家门。学师范当小学老师，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关口，我能走好，真应该感谢父亲。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西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八一小学）。这是一所南昌市最好的小学。我从早忙到晚，与学生“三同”，连周日都很少回家，除上课外，还负责组织饲养小组活动。这时，父亲给我写了两张纸的话，教我做事要有远计划和近安排。首先，在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创造条件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次，要不忘拓宽知识面，坚持读书，正确处理博与约、张与驰的关系。在他的指点下，我一方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另方面加强了学习，坚持上了南昌市业余大学，为1960年顺利考上人民大学奠定了基础。回想起来，父亲是以点带面教育我，教我为人处事要有博大胸怀，遇事以国家利益为先，这使我终生受益。
        三、艰苦朴素永不忘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反映在他做学问和生活诸多方面，都是如此。父亲曾说过：“我聪明才智不如人，只好靠勤奋来补偿。”他进清华原本是学物理的，但数学基础稍差，于是转系读了他酷爱的历史。在清华大学四年学习和三年工作期间，他整天和史书打交道，大量的阅读为他奠定了治史的深厚基础。他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后，每周六仍要返回北京，为的是充分利用北京的图书资料。他的挚友、清史名家罗尔纲先生一直十分佩服他的这种苦读、苦学、苦研精神。1984年他患脑梗偏瘫住院，病情刚稳定，他就急不可耐地琢磨上了历史研究新课题，在腹中酝酿了一篇论文。为了抓紧时间写出，他特邀了左行培先生到医院，在病榻旁口述了有关内容，请左先生形成文字，将新论文在《历史研究》纪念刊上发表。为了弥补文革耽误的时间，他抓紧时间带病坚持科研写下了很多有份量的论文。可以说他的每一篇、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在刻苦耐劳中获得的。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迈体残没有完成《中国兵制史》这部有难度的宏篇巨著。父亲在生活上同样是以艰苦朴素自励的。他只有一件呢子大衣，这是他唯一的好衣服，原本是为每年赴京开会备用的。平日里穿着很随便，完全没有学者样子，惹得姚先生送给了他一句“天生一幅农民相”。他吃从不讲究，患病前喝点小酒，也只是炒菜时用的低廉的丁坊酒，抽的香烟也是普通的经济烟，政府特殊照顾的好烟，基本上是用来待客的。他从不买餐巾纸、卫生纸，在厕所里夹着的用纸全是废弃的稿纸、信笺纸和香烟包装纸，这种节约用纸的习惯正是一种超前的低碳消费意识，同样也是常人不易做到的时尚行为。父亲常对我说，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好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能节省的地方就该省……能吃苦才能干事业，能吃苦才能过好日子。
        四、科研要有新意
        父亲一生酷爱历史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中国历代的军事制度和经济制度，跨度很大。他的治学追求新意，不喜欢拾人牙慧。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所以至今仍受重视，就在于该书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对府兵制度研究的最高成果，是尖端的尖端。该书曾引起日本和英美汉学家的推崇，台湾书商也曾抢印出版，文化大革命后，不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连北京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也接连将它列入名家丛书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銮书先生曾对该书作过评述，他认为父亲的这一专项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宏微相济，上下贯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全方位和多角度上，到处显示出考订藄详，论证透辟，识见弘深。”他的评价中肯，也道出了中外史学界对该书重视的真谛。
我是学文的，但在成长过程中，也曾亲自受到父亲的多次教育。我在人大三年级时写过一篇学年论文《试论“陌上桑”和“羽林郎”》，想通过对汉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作个评析，在对比中褒前贬后，立意于肯定民歌、赞赏民歌。写好一万余字的初稿后，将其寄给了远在南昌的父亲，请他指导。不几天，父亲回复了我一封长信，他批评我看的资料不够全面，很有些人云亦云的毛病，缺少己见。他提出古代民歌是经过文人传抄写定的，因此，不能简单论定文人诗就不如民歌。提醒我写论文不要落入俗套，要多看原始资料，多从作品本身下功夫，尽力具体分析、深入论述，做到文章有新意，让读者受益。虽然改写的时间紧，但我仍然不畏困难，推倒重来，写出了第二稿，初次领略了做学问的不易，以及研读作品的乐趣。在习作过程中，有过父亲的具体指导，令我难以忘却。从此我懂得：追求“新”，才有生命力，才受人欢迎。
        在纪念父亲诞辰111周年之际，追忆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就是要激励自己和后人胸怀祖国，笑迎各种挑战，挺身勇往前行！
                                            （作者系谷霁光先生长子、南昌大学新闻系原党总书记谷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