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3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教授应邀在腾讯会议进行了题为“重新认识《通典》的意义”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为“霁光讲坛”第50讲。讲座由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邹锦良教授主持，来自南昌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所等海内外科研院校师生300余人通过腾讯会议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国刚老师以杜佑家族为引，通过阐述杜佑先祖杜预以及杜佑其父杜希望的政治履历与杜氏一族的家族事迹，指出杜佑本人也兼有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其贡献不仅限于官宦生涯，更是因其编写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通典》。

接下来，张国刚老师从《通典》的时代意义、《通典》的文本意义、《通典》的文明比较意义三部分入手，向与座各位具体分析重读《通典》的重要意义。在第一部分，张国刚老师从宏观历史大背景出发，通过论述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指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似性，并在随后的第一次大分流时代逐渐发展出不同特质的文明形态。同时，结合中国史学固有的经世致用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王朝儒家思想观念的礼制化，分析《通典》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通典》的编纂既是典志自身因革损益的结果，也是汉唐之际儒家思想礼制化转变的趋势所向。此外，《通典》在受到以往史家记录职官制度追求“通”的史学观念影响下，也为后世《通志》《文献通考》等典制著作提供了启发。在第二部分，张国刚老师从《通典》的《礼典》入手，认为《礼典》的卷帙浩繁既表明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礼仪”的重要地位，也表现出唐宋社会以“礼”入“法”的社会进程。但《通典》的根本创新之处不在于《礼典》，而在于其新内容、新知识、新体例。就新内容而言，《通典》中《兵典》与《选举典》的首创，影响到二十四史“志”的编纂；就新知识而言，杜佑在做到穷搜载籍的同时，也利用族侄杜环、同僚杨良瑶与贾耽三人见闻，为其认识西亚地区补充新知；就新体例而言，《通典》在汇集各项制度的古今演变及其利弊得失的同时，也包含有大量的法制文献，弥补了“法制”史的空白。在第三部分，张国刚老师将《通典》放在中西方文明视野下分析，将罗马法典与唐朝礼典进行比较，阐释两种文明体系“礼”与“法”、“制”与“治”的区别，并于随后具体讲解拜占庭帝国的《典仪论》，指出“礼治”与“法治”是东西方治理侧重点的差异，各有其自身的历史贡献；东方文明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经过礼治向法治的转变；对于东方国家如中国的现代化而言，也应将礼治传统融入到法治实践中去，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邹锦良老师对此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通典》对于唐宋以后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老师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将《通典》放入长时段视角进行考察，结合杜佑家族、东西方文明变迁比较等角度，引领我们重新释读《通典》，对我们启发很大。张老师还耐心解答了线上师生的问题。讲座最后，邹锦良老师代表南昌大学感谢张国刚教授的精彩讲座。

          图文：黄正伟

              编辑：上官仁珍